有一个鸟类学的博士，大约二十年前毕业来到这个岛上进行鸟类研究。他一呆就是十来个年头，可是什么科研成果都没有，连一篇学术论文都没有发表。许多人都嘲笑他，甚至有人讽刺他说：“你是在做科学研究吗？不是在酷波岛上度假吧？”他非常难堪，也非常伤心，但是仍然默默地呆在酷波岛上，认真地观察和记录着所有在酷波岛上度夏的鸟类。

十几年过去了，除了他记录的一本一本的数据以外，他仍然没有发表一篇论文，但是每年雁去雁归，他的心中慢慢形成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，好像鸟儿在酷波岛上呆得时间久了。如果是文学家，一定会推测说酷波岛上的鸟和他有感情了，所以每年想早早地见到他，想晚一点离开他。但是，他是科学家，他要揭示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的科学规律。

他把所有数据放在一起，开始对比每一种鸟类的迁飞时间，他的感觉被证实了！ 酷波岛上鸟类迁飞到北极的时间一年年提前了，而离开北极迁徙到南方的时间却推迟了。可是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？他百思不得其解。

 之后的几年，当冬季到来，鸟类离开北极之后，他就从酷波岛回到大陆上，到大学、到其他学科的学术研讨会去查阅资料、去交流。一个重大发现得出了——全球气候变暖了！许多科学家在讨论这个话题，他们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了，但是他们没有科学数据来证明这个猜想的正确性。而他积累的鸟类迁徙时间的变化，不正是说明了这个问题吗？全球气候变暖，不正是隐藏在这些数据后的科学秘密吗？

他的“北极酷波岛鸟类迁徙时间变化与全球气候变暖”的论文一发表，马上引起了震动。酷波岛和它的主人——汉瑞博士，一夜之间成了科学界的“藏宝岛”和“基督山伯爵”。后来有许多科学家到北极来研究全球气候变暖，都少不了要到登上酷波岛，见一下汉瑞博士。

8月13日下午，巴罗北极科学家协会（BASC）的秘书薇卡（Vica）打电话给我，说是要接汉瑞博士的研究组离开酷波岛，需要人手帮忙，问我去不去。还用问吗？我盼望已久了，当然要去。

8月中旬，鸟儿们已经都迁飞到南方去了，北极的冬天就要到来了。位爷爷曾告诉我，往年的这个时候，第一场大雪就已经到来了，然后雪就不再化了，雪一层层的压上来，直到第二年的4月才开始融化，6月才会再露出地面。但是，大概是全球变暖的缘故吧，第一场雪已经迟到了。

这天有风，还下起了小雨，寒雾蒙蒙，海面上波浪起伏。这样的天气出海，实在不太安全，但是我们必须在预定时间到达酷波岛，把科学家们安全地接回来。海面上能见度很低，需要反复地对照全球定位（GPS）系统来确定我们的方位。在仪表显示我们已经到达了酷波岛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被包围在迷雾中，看不见海岛的影子。突然，快艇的螺旋桨触到了海底的泥沙，船长说：“到了！”我们往前望去，一个荒岛 已经在眼前了。

海岸边，到处是海浪卷上来的漂木，大的有三五米长的树干，小的有指头粗细的树枝，它们从千里之外随着洋流一直漂到了这里，已经被海水漂成了白色。在巴罗，没有一棵树，100年前的爱斯基摩人jiu是利用这些漂木做燃料、取暖和生活的。薇卡在前面走，着急着去和科学家们会师了。我在后面跟着，不时地低头捡一些有奇特花纹的漂木装在衣兜里。

岛上是一片平地，铺满了圆圆的砾石，左一滩右一滩到处是浅浅的水洼，砾石浸在浅浅的水里，格外圆润漂亮，红色的、白色的、绿色的、黑色的，在水底闪着亮光 。虽然还下着小雨，但不知什么时候太阳从云缝中lu出了脑袋，水面上雨滴jian起的涟漪映着阳光，水下各色的砾石闪着水光，喜悦地晃动着。水边各种不同形状、不同大小、不同颜色的鸟粪告诉我，这里是鸟的天堂，就在前几天它们还在这里嬉戏。不过现在，它们已经举家南迁了。

一抬头，只见薇卡推了一个满载货物的独轮车过来，她冲我大喊：“快点，把这些仪器推到船上！天要黑了，浪会更大，我们得快回去！”只见有其他人也在忙着搬运东西了。我赶忙跑过去接过了独轮车，两肩猛得一沉，好嘛，足足有200斤重。

把仪器送到船上，我再赶回来接第二趟，才有机会靠近岛上唯一的一座小木屋。房门上方工工整整地写着“酷波岛鸟屋”。显然，这里就是韩瑞博士和他的小组的“窝居”。这个小木屋最多只有9平米，没有厨房、卫生间，更没有洗澡间，也没有暖气设备，当然更没有空调。但他却要提供所有到酷波岛上的科学家居住。我不知道这里最多的时候住过多少人，我猜想会在六人以上，因为仅我自己就搬了六个睡袋到船上去。有这个小木屋住，科学家们还是很开心的，不然，面对经常造访酷波岛的北极熊，那可就只有面面相觑了。

你要是不嫌弃这里的条件艰苦，那就尽可以来这里度假了！不仅有小鸟做伴，有北极熊为伍，还有天边的彩虹为你描绘出一幅人间仙境。当我们装完货就要离开的时候，我们头顶的天空拨云见日，一道亮丽的彩虹在空中出现了。大概是给汉瑞博士的研究小组送行吧!

我最后一个回到快艇上，一进船舱，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。一个蓬头垢面、胡子拉碴、衣服又破又脏的家伙正在大口的嚼着饭盒里的牛肉。我在他对面坐了下来，看着他狼吞虎咽。我们带来的烧烤牛肉虽然很香，但是弥漫在整个船舱里的气味仍然让我忍不住想吐，我才意识到是他们身上不时散发出的尿骚味。这就是酷波岛的科学家？如果不是事先知道我是来接科学家的，我会以为面前的这位是个逃犯或者疯子，至少是个几天没吃过东西、几个月没洗过澡的叫花子。

看我掏出了相机，他马上很配合地坐得端正了一些，取出了一把勺子，摆了个文明的就餐姿势。快艇启动了，海面上的风浪更大了，一路上快艇象蹦迪一样的跳跃着。“疯子”一块牛肉没嚼完，脸色就变了，出了船舱就趴在船舷上大口地吐起来，再没有了刚才的生龙活虎。我问薇卡：“这位是汉瑞博士吗？”

薇卡吃惊地看了我一眼说：“原来你还不认识他呀？”她挤眉弄眼地告诉我说这个“疯小伙子”是酷波岛小组的成员，汉瑞博士是那个坐在他旁边的“疯老头”。果然，还有一个头发乱蓬蓬的老先生，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汉瑞博士？大概是长年在野外的艰苦生活吧，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。坐在这样一群为科学事业奔波的“疯子”面前，我不禁肃然起敬。

我告诉汉瑞博士，要把他和他的小组介绍给中国的小朋友， 于是他整理了衣服、戴了个帽子留下了这张照片。瘦削的脸庞、大大的手，一位大仲马笔下的“基督山伯爵”，对，应该叫他“酷波岛伯爵”！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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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书的全部收入捐给香港青少年科学院，用于在“第二届国际青少年科学发现影像大赛”上设立“蓝鲸科学发现奖”。